交通拥堵是一个社会问题，也是一个经济问题，更是一个管理问题。为什么人们会怀疑交管局长舞弊，显然是因为牌号资源稀缺，而资源之所以稀缺在于需求多，供给少。在那么多需求里，有很多并非刚需。政府治理交通，除了对交通秩序和交通参与各方的管理外，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对市民交通需求的有效管理。否则，路修得再快，也永远赶不上私车增长的速度。有效管理交通需求，包括管理好市民的购买需求和使用需求。

　　香港对于私家车不限购、不限行，但香港的汽车消费不温不火。据今年6月数据，拥有700多万人口的香港，其中私家车只有44.34万辆。而北京有510万辆机动车，人均保有量是香港的近3倍。是香港人买不起车吗？显然不是，香港普通人约一年的收入就能买一辆普通的家用轿车，而是因为在香港开车有“四贵”，买车贵、隧道费贵、油费贵、停车贵。

　　新加坡的做法是“保、限、控”，“保”就是保证出行便利。新加坡公交地铁系统发达、舒适、便利。“限”就是设置购车门槛。一张拥车证7万新币，约合人民币35万元。“控”就是管理出行需求。分时分段收取拥堵费，控制拥堵地区的车辆数。所以，在新加坡，白领不买车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
　　说到底，新加坡和香港的做法都是在保证公交系统发达的前提下，利用经济杠杆管理人们的交通需求。有人肯定会说，这对穷人不公平。什么叫公平？难道所有人都堵在路上就叫公平吗？并不是所有的需求都是必须和合理的，这是常识。

　　当然，这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管理好老百姓的交通需求，还有一个前提是管理好公车和特权车。没有公车和特权车的干扰，“市场杠杆”才能保证公平、公开、公正，政府“收费”才不会招致骂声。例如，英国官员的公务专用配车非常少，只有首相和内阁主要大臣，才配有公务专车。但是在中国，除了政府部门数目惊人的公务车外，各种“特权车”横行也全球闻名。

　　我强烈呼吁北京市政府在大力改善公共交通的同时，学习上海“拍卖车牌”和新加坡“拍卖拥车证”的做法，利用经济杠杆“限制”不合理的购车需求和用车需求。

    与此同时，这些收入应公开透明地“用之于民”，用作改善和补贴公交，推出“为满载的顺风车提供补贴和减免高速通行费”，“改善自行车道，鼓励人们骑车出行”等“疏导”措施。只有“限制”和“疏导”并重，常抓不懈，北京的治堵才能见到成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