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校车安全管理条例》实施已有月余，近日各地不断有校车投入使用的消息传出。广州海珠小学每个学生每个月收取150元校车费，9辆校车运行一年，运营亏损超过20万元。条例落实的一大难点，就是要解决校车运营经费谁来买单的问题。（5月28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    其实，《校车安全管理条例》已经就此问题给出了一个大致的解决方向。包括日常运营经费在内的校车经费，国家会建立一个多渠道的筹措机制，并不是要地方政府或学校独自承担。

    既然安全校车工程已经进入实打实的落实阶段，就必须细化具体的配套细则和可执行的措施。比如，在校车经费的多渠道筹措渠道中，政府支持的部分到底会占多大比例，其中中央和地方财政如何分摊？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各异，中央财政的支持力度也应有所不同。政府所保障的校车服务只针对农村义务教育，这样的范围限定眼下很有必要。毕竟，城市有发达的公交系统，同时就近上学一般也不存在问题。择校等问题需要通过促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来解决，而不是因此要求校车服务无所不在。

    亟待明确的不仅仅是如何出钱的问题，还有所谓校车模式之争。一些地方在农村学校推行“公交模式”，用公交车代替校车运送学生。这与条例规定的使用专用校车的原则明显相悖，如果不加以干涉，所谓校车技术规范岂不成了一纸空文？条例的确鼓励优先发展公共交通，但其目标在于分散运输以分散风险。一些地方的所谓探索，意图却是用非专用校车来集中运送学生，假借条文之下，学生的安全将如何保障？整个社会对校车条例寄予厚望，它既需要配套细则、扎实执行，更需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，唯其如此，校车安全才不会变成画饼充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