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市政协委员于凯建言，将出租车起步价提高到15元以缓解“打车难”，在网上引起一片质疑。网友普遍认为解决途径在于减份子钱，于凯回应称，份子钱已无处可降。

    不能单纯从利益得失角度看待起步价问题，这更多涉及的是一项公共政策的评估与制定。如果只看到掌握话语权与决策权的人在舞台上摩拳擦掌，而消费者只能在台下喊破嗓子，那么无论涨与不涨，其结果都不具合法性。

    于凯说，任何一项改革都会伤及一些人的利益。这是实话，提高起步价损及广大乘客利益，难免遭到质疑。但他做过20年的哥，目前又是首汽集团高管，维护出租车司机及公司的利益没啥不正常。问题是，且不说涨起步价能否缓解打车难，这种提法是否合理本身就值得一说。

    为什么是涨到15元，而不是14元或16元？这首先就是一个问题。政协委员有此建言，就该告诉公众依据何在，涨幅是怎么测算出来的。倘若只是随口一说，怎能让人信服？再者，涨不涨起步价，还要征求各方观点，充分论证。否则，这种涨价只会沦为某方面的利益工具。

    政协委员称份子钱已无处可降，这也让人疑惑。去年有报道称，北京出租车司机每月上交给公司的份子钱将近其收入的一半。但出租车公司该支出的费用多少，净利润又是多少，并不透明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份子钱能不能降，也缺乏充分依据。总不能说一句不能降，大家就该各自散了吧。

    这还没说到政府的角色，缓解打车难需要各方努力，不可能只依赖价格杠杆。譬如大力发展公共交通、提高交通管理水平等，都是政府该做的事情。假如只提高出租车起步价，其实就是把部分人群挤出出租车领域。这部分人当然不会走路回家，要么开车，要么坐公交、地铁。就北京目前的交通状况和公共交通承载能力，这么做又是否合理呢？

    可见，不能单纯从利益得失角度看待起步价问题，这更多涉及的是一项公共政策的评估与制定。这就不仅要厘定出租车市场的社会角色，还要尊重公共政策的制定原则，在市场利益、政府利益与社会效益之间取得相对平衡。具体讲，应把出租车当作准公共产品，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关政策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政府不仅不能从中牟利，还应进行补贴。至于份子钱的合理性，也应站在这一角度考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