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几天，宝马中国公司大老板史登科先生提前退休的消息余音未了，其副总裁陆逸先生离职的报道又至。由于早前舆论中不少人就给史登科及其中国团队贴上过类似“雷厉风行”、“执行力强”、“推行宝马中国本土化得力”等标签，此次宝马中国公司的高管相继宣布离职的事件，也迅速被一些人顺理成章地推演成“中国式退休”、“宝马中国人事地震”等口实，于论黄数黑之中，直白地表达了新闻人惯有的诘问，大似“史大帮主”一辈撒手走开后，宝马在中国的发展就有遭受顿挫、窒碍难行甚至走入一片漆黑的风险。

    在笔者看来，如此堂哉皇哉的“担心”，实在没有必要，相反，用“时代”这样的字眼来作“史登科”的后缀，却让人感觉有些变相抬高和文字讨好史登科之辈的嫌疑。

    臧否人物，最忌的是有选择性地忽略人物所处的环境和条件、有选择性地屏蔽外部因素的作用。因为那样违背了辩证法的基本道理：固然，离开人特别是组织中关键人物的主观努力，再好的外部条件，组织和个人都难有作为；但同样重要的是，如果没有适当的条件，仅凭个人的主观判断、盲目努力，也不能蒸沙成饭，有作有为。

    纵观宝马在华发展历史，没人能否认史登科及其领导的中国团队的功劳，是他们，以出色的努力开辟了一条看上去快速追赶竞争对手（比如奥迪在中国）的发展道路，成果昭昭、无需置喙。但是，我们也要看到，“史大帮主”及其团队在任的八年里，他们所植根的中国市场，整体的成长速度史上罕见、世界独有。在如此足以令世界都惊呼为奇迹的外部市场环境里，别说拥有精良生产装备的宝马、拥有享誉全球产品的宝马品牌了，就是一些品牌影响力和产品力远不如它的，只要企业中的人能够尊重市场规律，抓住机遇，那么，实现快速发展，并不是奇迹。

    这并非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有人会说：如果不是史登科，如果换一个不如史登科辈们“更懂中国”的团队，宝马在华的成就一定不如今天。但笔者提请大家不要忘了，历史不相信如果。当初德国宝马集团选择了史登科，现在看来基本没有错，谁就能够说：今天选择同意史登科一辈离开宝马，就隐含着让人着急的错误呢？

    媒体崇拜大企业的最高领导者，在世界汽车界是有传统的。从发明汽车的本茨，到开创摩登时代的福特，再到构建汽车帝国的斯隆，再到诸如阿尔芒·标致、路易斯·雷诺、恩佐·法拉利、丰田喜一郎、本田宗一郎等等，一大批户告人晓的“资本家”们，都以其改造世界的主观意志和个人独特魅力，受到一代又一代媒体人的敬仰和传播。笔者相信，在这些人面前，史登科一辈谅不会没有自知之明，会去唐突地相信他们自己为宝马在中国已经创造了什么“史登科时代”了。

    包括司登科们在内的所有汽车人都知道，即便是对于上述堪称伟大的人物，其历史最终又以其冷峻的一面告诉我们：当他们适应市场、顺应时代潮流的时候，他们那个时期是伟大的；当他们不适应潮流的时候，他们照样是历史的阻力，照样为人所怨诽。这就是说，人非圣贤，在某个阶段为某个组织做出了一定的贡献，是值得骄傲和满足的，但是，这并不是无限夸大、恣意拔高其贡献的充要条件。

    宝马也好，奔驰、奥迪也罢，甚至包括那些并不能与之等而观之的许多世界汽车品牌，它们任何一个阶段在任何一个局部市场的发展过程，说到底还是企业的体系竞争力不断适应当时当地市场条件的过程。在这样的体系对抗中，核心因素当然是人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尤其是决策人和高层职业经理人。但是，这种主观能动性是有限度的。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，就是防止个人因素在可写决策中的无限膨胀，决策人的作用的发挥，只有与现代企业的品牌力、产品力、营销力等核心要素科学组合，才能实现科学发展。

    故而，面对现代企业制度中正常退休、离职的情况，过分拔高史登科这个团队在推动宝马中国事业发展中的作用，甚至拔高到离了他们宝马中国就“不能转”的地步，实在是误解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精神，相信这也不是史登科们所希望的吧。

    由此可见，史登科退休后的宝马中国“行不行”？这个问题的实质与史登科们的离开无关。如果宝马未来真的在中国走了下坡路，那也不是史登科们离开导致的。

    决定宝马在中国市场命运的，任何时候都是且只能是该企业在竞争中所释放出来的竞争力。